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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4年夏，我怀着一股莫名的冲动，带着自己十岁的儿子，踏上北归的道路，重返第二故乡——大兴安岭、呼玛。
踏上开往加格达奇的火车，我就开始感觉到记忆中那种纯粹的东北味：口音、举动、交往，就连那车上的盒饭也是典型东北式的：几片香肠加一点卷心菜。我凝视着窗外,辽宁、吉林、内蒙古、黑龙江，这是一条我们曾经多次往返的道路。这条路，改变了我的人生。
列车终于到达加格达奇，达斡尔语称一个有樟子松的地方。我带着返乡的喜悦，领略了这座林海深处地区首府的巨变。首府变高了，变宽了，变漂亮了。高楼平地起，还有了三星级宾馆，街上出行也能潇洒地扬手招出租车。人们的生活改善了。使我惊奇的是，窝窝头、大饼子都成了时髦尝鲜的佳品。
我在老同学的帮助下，从加格达奇乘火车，转汽车，途经塔河，直奔十八站。在那里，我修过路，教过书。然而，过去的十八站消失了，进入眼帘的十八站是一个热闹、具有一定规模的城镇。十八站变了，除了那路、那涵洞、那山边的林子、那塔头甸子还似曾相识，其余一概都不认识了。到了十八站，我的心已飞往呼玛，巴不得连夜起程，早早向滔滔的黑龙江问个好。
从十八站到呼玛，全部是山路。在翻山越岭之中，小车竟开出了一小时百公里的时速，那高高低低，修缮一新的大道飞快地后退。飞车之行，使我真正感到过去的崎岖颠簸之路离我们已经遥远了。中午，车子驶入呼玛县城，进入眼帘的是干干净净的街道，只是太安静了，冷冷清请的，没有生气。接待我的县委书记说，呼玛的辉煌是知识青年创下的，知青年代是呼玛最鼎盛的时代。据说，目前在呼玛还有50多位上海知青，他们虽已在呼玛县的各个岗位上工作，然思念上海之情却愈来愈浓。
下午，我驱车前往金山乡。到了新街基，浓浓的乡情盖住了我的心头。第二故乡全然未变，熟悉的房屋，熟悉的小院，熟悉的乡间生活。只是由于80年代的一次黑龙江倒开江，使原本紧靠江边的村落全部冲毁，老乡们退至山坡重新建屯。我带着孩子急切地跑向江边，魂牵梦绕的黑龙江，终于又见到了！黑龙江江面极其安静，对岸浓郁的树林显出沉沉的绿色，神秘而不可测，只有乌黑透亮的黑龙江在静静地、缓缓地流淌着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江上出现了一条渔船，慢慢地由远而近。青山、黑水、打鱼人，好一幅重彩浓墨的风景画。
视线随着江面不住地遥望，在几十里外就是我第二故乡。我不知现在的村子是什么模样，不知江边码头的牌楼是否还在，更不知乡亲们的衣食住行是否有了变化……然而现实无情，通过察哈彦的山路早已不复存在，江上的客轮也已停航。在夏日，老乡出行均靠自家装有发动机的小船。在无奈情急中，我肯求同行的县长，为我的老乡们修条路，然而钱款又从那里筹呢？交通的不便所带来的经济滞后是显而易见的。略微有些宽慰的是我在新街基喜逢二位老乡：刘继生和孙振元。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，那种蕴藏在心底的乡情终于按捺不住了。在乡长的盛情下，我与我的老乡，乡、县父母官一起用餐，又尝到了串烟的馒头，江水煮江鱼。这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乡里味。
夜深了，整个新街基都已入睡，我又返回呼玛。过家门而不能进，此生遗憾，此生茫然，永远也忘不了。
随后，我又带了孩子走访了依西肯，让他在农家院落里品味生活，虽然他还不懂，但生活是可以经历的。
短暂的重返很快结束了，我带着依恋，带着欣慰，带着惆怅，带着遗憾，更带着思考，告别北疆。再见，呼玛！再见，黑龙江！以后我还会回去。
作者：?冯震，女，上海知青，原在金山公社察哈彦生产队插队，现在上海师大实验学校工作 | 
